362.六五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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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时光匆匆，转眼便到了1965年初。
    京城的风还是硬的，吹在脸上带着刀子似的冷劲儿，从西伯利亚一路刮过来，不带一点水分。
    刘国清坐在一机部副部长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一摞文件，最上面那份是三线建设西南片区的阶段性汇总报告。
   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早就落光了，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晃，偶尔有几只麻雀落上去，站不稳，扑棱两下又飞走了。
    老旅长走了快三个月了。
    公祭大会那天的情形，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他被破格安排在二先生身边做副手，站在主席台上，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，看着那面盖着党旗的灵柩被缓缓抬进礼堂中央。
    公祭大会结束后，宾客陆续散去。
    刘国清站在旁边，正准备去安排后续的事，一转身，却看见了二先生。
    二先生站在主席台侧面的柱子旁边，背对着人群，肩膀在微微发抖。
    他扶着柱子，低着头，没有声音，但那种无声的悲恸比任何嚎啕都更让人心里发紧。
    刘国清站在原地没动，不知道该不该上前。过了一会儿，二先生直起身来，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，转过身，看见了刘国清。他走过来，握住了刘国清的手，用力握了握，声音沙哑得厉害：
    “谢谢你啊，国清同志。你陪他走完了这人生中最艰难的几年。”
    刘国清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张了张嘴，最后只挤出几个字：“应该的，首长。”
    二先生没再说什么，拍了拍他的手背，转身走了。
    刘国清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，心里那个滋味，说不清楚。
    那晚，二先生破例留他谈了话。
    在办公室里，二先生坐在沙发上，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两人隔着茶几说了一个多小时。
    二先生没谈什么具体的工作安排，说的都是大事，是方向，是关于这个国家接下来该怎么走的一些想法。
    他听得多，说得少，该点头的时候点头，该应声的时候应声。
    二先生说：“国清同志，你是老陈带出来的人，老陈看人不会错。到了地方上，你该放手干的就放手干，不要怕担责任。”又说：“西南那边的事，你心里有数就好，不着急，一步一步来。”
    刘国清一一记着。
    那晚从二先生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，院子里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，照在青石板地上，白花花的。
    他站在台阶上点了根烟，抽了两口，把烟掐了，转身走了。
    逝者已逝，生者自当遵照遗志，继续为伟大的民族复兴而努力。
    老旅长的话他都记着，老旅长交代的事他一样都没忘。
    刘国清靠在椅背上，把思绪从回忆里拽回来，伸手拿起桌上的茶杯。
    茶已经凉了，他又放下。
    老旅长走后的这几个月，他基本上没怎么歇过。
    白天在部里处理公务，晚上回家还要看文件，周末不是在石景山就是在各个分厂。
    石景山这几年摊子铺得太大了，京津冀三地的资源整合进来之后，光是分厂就有一百多家，工人三十五万。
    三线建设的任务越来越重，西南那边的摊子刚铺开，这边又有一堆事等着他拍板。
    敲门声响了。
    秘书周至柔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，脸上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恭谨。
    小周这些年变化不小，以前是一机部办公厅的小科员，现在是计划处的处长兼正处级机修厂的书记，还兼着刘国清的专职秘书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，但从不抱怨。
    “部长，第四批援越回国的技术工人，明天抵达。”
    刘国清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茶凉了也没在意，放下杯子问道：
    “是不是按照前三批的方式，做了思想动员以后，安排到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？”
    前三批工人回来之后，他都见了。
    那些人在越南干了两年多，回来之后大多胖了一圈，不少人在那边是真的有点没心没肺的，但谈到回国支援建设的时候又另一种态度。
    他当时跟他们座谈，问他们愿不愿意去西南支援三线建设，大部分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
    这个年代的工人，心思纯净得很，组织上让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没什么怨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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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要是有怨言的话，总会有人想办法让他们没怨言的。
    小周翻开文件夹，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第四批准备按照同样流程进行。不过部长，这一批跟前面几批不太一样——他们待的时间最久，是最早去越南的那批，有的已经在那边干了快七年。思想工作方面，我建议节奏放慢一些，让他们先休息几个月，再慢慢引导。”
    刘国清靠在椅背上，想了想，觉得小周说得有道理。
    最早那批援越工人是1958年去的，到现在已经快七年了。
    七年时间，足够一个人把一个地方从陌生变成习惯。
    他们在越南待了那么久，回国之后面对的可能不是归乡的喜悦，反而是某种无所适从。
    “就按你说的办。”刘国清说，“先让他们回原厂报到，该休的休，该调整的调整。思想工作不急，慢慢来。即使是核动力的旅，也得让人歇口气再跑。”
    小周应了一声，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。
    第二天下午，石景山的北侧的月台上，几辆卡车悄然停靠，这是专门给石景山的设置的站台，为了方便货运，更是为了保密工作，这几年不知道有多少钢铁，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全国各地的矿石，从各地运往这里。
    这是全北平最热闹的地方之一。
    光是响应号召全民练兵的民兵都能拉出来十五万人，如果要算野战军退役的加上各厂保卫处队员，那也有数万之众，石景山在58年之后配合武装部，各大军区，接收了大量复员的，转业的战士，军队干部。
    刘国清站在月台中间，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，他身后站着首钢人事处的几个干部，工会的几个干事，还有各个分厂的负责人。
    赵刚转过头，瞥了刘国清一眼，嘴一张：“我说老刘啊……”
    刘国清的表情立刻绷了起来，侧过头，一脸严肃地瞪了赵刚一眼：“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工作的时候称职务！”
    刘国清这话说得正气凛然，但眼角那道几乎看不见的纹路，分明带着一丝憋不住的笑意。
    赵刚被他噎得一口气没上来，脸都黑了。
    他在总参待了那么多年，开会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，底下的人见了他都是“赵将军”“赵首长”地喊，谁跟他开过这种玩笑？
    可转业到石景山之后，他算是彻底明白了，刘国清这人嘴上喊他“总经理”“副书记”，背地里拿他当生产队长使唤。
    老旅长走之前，确实跟他谈过话，说让他转业到地方，去搞教育，去搞研究，总比在总参待着强。
    赵刚当时也想了，去学校教书也好，去研究所搞项目也好，总归是清净的。
    结果到了政务院报到，准备去教育部，组织部那边一句话就把他打发到了石景山，说是“冶金工业急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”。
    赵刚的天都塌了。
    他到石景山报到那天，刘国清在门口等着他，笑眯眯的，上来就跟他握手，说：“学长来了就好，我这边正好缺一个抓生产的。”
    赵刚当场就想转身走人，被刘国清一把拽住了。
    “行了行了，刘书记，你大你说了算。”
    赵刚摆了摆手，脸上那股子郁闷劲儿还没散干净，但语气已经软下来了。
    他认了。
    反正来都来了，干就干吧。
    列车进站的时候，汽笛声从远处传过来，拖得长长的，在空旷的月台上回荡。
    车轮轧过铁轨接缝，哐当哐当地响着，由远及近，慢慢减速，最后停稳在月台旁边。
    车门打开，一群穿着深蓝色大棉袄的汉子们鱼贯而下，有人背着大包小包，有人拎着帆布工具箱，有人空着手东张西望。
    那些工人一下车，就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。
    有人愣在原地，仰头看着远处那连绵的厂房和高耸的烟囱，嘴张着半天没合上。
    有人在原地转了一圈，目光扫过那些庞大的钢铁建筑，又转回来，看了看身边同样发愣的同伴。
    “这，这还是记忆中的石景山吗？”
    “我靠，这么大？”
    “我都以为河内铸铁厂够大了，这跟总厂比起来，小巫见大巫啊……”
    “妈的，错过了石景山的高速发展期，我难受啊！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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